外企替污染企业求情 舍弗勒风波背后车企的现实污染

　　外企为何替一家污染企业“求情”？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胡巍 | 北京报道（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39期）

　　“万般无奈之下，我司恳请有关政府部门在不违反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允许界龙继续为我司提供3个月的冷拔钢丝服务。”

　　这段话来自一封向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浦东新区政府、嘉定区政府发出的紧急求助函，落款日期为2017年9月14日，落款人为舍弗勒集团大中华区CEO张艺林，并加盖舍弗勒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下称“舍弗勒”）公章。

　　求助函中提到的“界龙”，指上海界龙金属拉丝有限公司（下称“界龙拉丝”），由于存在环保问题，浦东新区川沙新镇政府曾多次通知其停止生产。9月11日，界龙拉丝自行组织停产和断水断电，并拆除相关生产设备。随后，舍弗勒便发出了上述紧急求助函。

　　一家外企为何会为一家污染企业“求情”？

　　“求助函”被批评是“用污染经济要挟绿色发展”

　　舍弗勒集团是一家总部位于德国的知名汽车零部件配套供应商，2016年销售额约为133亿欧元，在2017年全球汽车零部件配套供应商百强榜中排名第19名，于1995年开始在中国投资生产。

　　根据舍弗勒在求助函中的介绍：该公司大中华区是总部落户于上海的一家汽车动力总成关键零部件生产企业，在华年销售额超过180亿元，客户几乎遍及所有中国汽车生产厂商，如上汽通用、一汽大众、吉利汽车、华晨宝马等。

　　根据求助函披露的内容，界龙拉丝目前是舍弗勒“唯一在使用的滚针原材料供应商”，“切换新的供应商，至少需要3个月左右的技术质量认可和量产准备时间。其间滚针的供货缺口估计将会超过1500吨”，“我司确实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这一严峻局面”。

　　这些话似乎可以解释，舍弗勒为何要发出求助函，试图说服政府暂缓关停一家问题企业。

　　在求助函中，舍弗勒进一步提出：“我司对相关客户进行了排查，发现滚针的断货将导致49家汽车整车厂的200多个车型从9月19日开始陆续全面停产”，“理论上这将造成中国汽车产量300多万辆的减产，相当于3000亿人民币的产值损失”，“这一突发的供应商停产对中国汽车工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影响实在太大，其负面影响远远超出我司的想象”。

　　当9月18日求助函在网上传播后，引起社会热议，尤其是其列出的300万辆汽车减产和3000亿元产值损失等数据，被外界认为有“用污染经济要挟绿色发展”之嫌。

　　9月18日当晚，舍弗勒所称“确实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的“严峻局面”发生了改变，其官方微博发表声明称：“现已调动全球资源妥善处理供应链事宜，目前对主机厂整车生产影响可控。”

　　政府部门：9个月前已通知停产，舍弗勒、界龙拉丝应能协调好生产

　　在舍弗勒官网上，可以看到“我们视当地的环保法律以及舍弗勒集团的环保体系规定为底线。我们和商业伙伴及供应商共同履行环保责任”“遵守现行的法律和指令是我们对于供应商的最低要求”等表述。

　　舍弗勒承诺与供应商共同履行的环保责任是否落实？

　　作为舍弗勒的一级供应商，界龙拉丝位于川沙新镇界龙大道266号。据川沙新镇政府有关部门介绍，该公司成立于1985年，为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专业从事钢丝拉拔、汽车特种用途钢丝等产品，2016年产钢丝10580吨，产值7840万元。

　　川沙新镇规划建设和环境保护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界龙拉丝“生产工艺为‘酸洗磷化—热处理—拉拔’，无环评审批手续，在去年12月份中央环保督察期间，被列为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淘汰关闭类’。”他还介绍说，热处理工艺被列入上海市经信委重点产业调整对象，在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清理整治“未批先建、久拖不验”建设项目的指导意见》中被纳入淘汰类项目。该企业也是上海市区域重点监控污染企业之一。

　　公开信息显示，浦东新区环境保护和市容卫生管理局曾于2012年7月、2013年6月，两次对界龙拉丝予以罚款，原因是违反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制度。就在今年5月，界龙拉丝还因排放的污水水质超标，被城管执法局处以1000元罚款。

　　上述负责人介绍说，川沙新镇党委、镇政府高度重视中央环保督察工作，对清理排查出的675家违法违规建设项目逐一现场核查，对符合工业园区规划环评的企业进行完善备案；对暂时无法淘汰关闭的企业纳入整顿规范，逐步有计划淘汰；对不符合产业导向、污染严重的企业淘汰关闭，界龙拉丝厂就是首批淘汰关闭企业之一。截至目前，已淘汰关闭285家、整顿规范380家、完善备案10家。

　　那么，界龙拉丝是否遭遇“突遭停产”、被环保督察“一刀切”？

　　上述负责人明确否定了类似说法，他介绍：“2016年12月和2017年3月，川沙新镇先后两次告知界龙拉丝，要求其在2017年8月底前停止生产；2017年9月4日再次书面告知该企业立即停止生产，并现场约谈企业负责人，要求拆除生产设备，断电停产。经过会商，考虑到企业部分订单未完成，双方最后确认关停时间为9月10日。在关停过程中，企业还是比较配合政府的工作。据了解，该企业于今年6月已成立了企业关停资产清理工作小组，并在董事会决议上通过了关停、员工分流安置等相关决定。9月11日，界龙拉丝自行组织停产和断水断电，并拆除相关生产设备。”

　　上海市浦东新区环保部门也回应了此次事件，在发给《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采访回复中指出：“首先，在长达9个月内，界龙金属拉丝有限公司完全有充分的时间与舍弗勒进行协调沟通和生产调整，不至于使舍弗勒感到突然和被动；其次，舍弗勒作为德资企业在选择供应商时，应考虑其合法性，是否遵守中国的环保法规；最后，从舍弗勒稍后发布的声明中可以了解，目前还是有办法妥善处理供应链事宜的。”

　　9月27日，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司司长崔书红回应称，违法排污企业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对排污企业依法监管已经成为常态，所有的企业都应当适应这种常态，养成自觉遵守环境保护法规的习惯。

　　如前所述，舍弗勒在9月18日晚公布了解决方案。

　　然而，舍弗勒一开始对断供似乎措手不及，在其求助函中写道：“9月11日，界龙突然书面通知我司，由于环保方面的原因，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人民政府已对界龙自2017年9月10日起实施了‘断电停产，拆除相关生产设备’的决定。”

　　界龙拉丝是否直到9月11日才将断供风险告知舍弗勒？针对这一问题，《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多次试图采访界龙拉丝和其母公司，以及舍弗勒，但截至发稿，三方均未给出回复。

　　苹果也曾惹上供应链企业污染的麻烦

　　上游供应链企业遭遇环保问题，从而殃及下游企业，舍弗勒并非第一家。

　　2016年12月12日，一张美的集团于12月3日向佛山市政府发出沟通函的图片在网络上流传。图片内容显示，由于其上游包装供应商佛山星澳因环保问题接到紧急停产通知，美的集团三大事业部（家用空调、中央空调、厨房电器）12月以来已大面积停产，请求政府方面暂许星澳恢复生产25天。

　　随后美的集团发表声明，指该图片内容造假，并称美的有非常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单个零部件至少有4家以上供应商，星澳占比较低，此事不会对美的经营带来实质性影响。但声明中也承认，为其提供泡沫塑料件的星澳确因环保问题被叫停生产。

　　公益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在中国，早期对供应链的关注是从劳工问题开始的。2011年1月，3家NGO环保组织联合发布题为《苹果的另一面》的调研报告，披露了苹果公司在华上游供应商违规用工、生产线污染，并造成工人中毒的诸多情节。当年8月，多家环保公益机构又联合发布《苹果的另一面2》，这份后续报告更多地披露了苹果公司在华供应链上的环境污染问题。两份报告引起媒体关注，并得到供应商企业所在地政府的重视，其间暂停和整顿了一批企业的生产，由此导致苹果公司出现供应链危机。时值iPad等产品大卖之际，断供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此后苹果公司转变态度，开始与环保组织接触、合作，慢慢重视起产业链上的环境问题。”

　　“苹果公司态度发生转变后，我们注意到，大型知名企业在推动绿色供应链建设方面有很大能力和促进作用。”马军说，“苹果公司最新发表的一份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中提到，自2012年至今，他们已解决了196个出现在供应链上的问题，不仅包括厂区内的环境污染，还解决了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如河道的重金属污染，并且这种关注不断向更上游的企业延伸，也包括对危险废弃物的处理。”

　　舍弗勒风波背后车企供应链上的现实污染

　　一家企业是否有责任推动上游供应商共建绿色供应链？

　　马军分析认为，过去企业需要自己组织生产，但部分企业后来逐渐形成生产外包模式，“不少知名企业的工作重心，开始演变为对品牌的运作，甚至不再有自己的厂房。生产过程中造成的污染似乎远离了企业，以至于他们描述自身在环保方面的行为事实时，经常说办公室改装了多少LED灯、高管出差不再乘坐商务舱……但生产的污染并未消失，只是转移到更上游的企业，其中很多污染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企业参与建设绿色供应链，在一些方面可以发挥政府难以发挥的作用。针对此次舍弗勒供应链风波，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绿色供应链项目的负责人丁杉杉说：“政府对企业污染进行处罚时，受限于一些政策法规，使企业违法成本很低。界龙拉丝在今年5月接受一次城管处罚时，仅仅缴纳了1000元罚款。但下游企业如果真正重视供应链污染，比如施加以订单上的压力，一个订单可能就价值几百万元。”马军表示：“在市场机制下，企业往往是最有创造力的群体，如对他们施加责任压力，他们也最可能找到更多建设绿色供应链的创新方案。”

　　但政府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马军认为，越来越严格的环境执法，成为推动企业重视绿色供应链建设的新动力。 “在这次舍弗勒供应链风波中，我们看到政府对污染型企业的严格执法，会给供应链带来直接影响。那么对于下游企业，过去的环境风险就成了实实在在的商业风险。”马军补充说，“这次风波恰好发生在汽车行业，以往推动该行业的绿色供应链建设是很困难的”，也侧面印证了严格执法对环保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指数（CITI）是一个品牌绿色供应链的评价体系，由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合作研发。在2016年CITI指数年度报告中，汽车行业平均分最低。被评价的18个汽车品牌中得分最高者，在全部198个品牌中也仅排在第56位。

　　近年来，汽车制造出现两个趋势：智能化和环保化，人们注意到的是整车工厂的相对清洁，而容易忽视全产业链上的高污染。马军说：“与汽车制造密切相关的行业，如钢铁、玻璃、电池、皮革等等，无疑都是高污染。” 汽车行业是钢材消费大户，根据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发布的《2017年中国和全球钢铁需求预测研究成果》，预测2017年我国钢材需求量为6.6亿吨，汽车行业需求为5600万吨，占比约8.5%。

　　“让汽车企业承担供应链上的绿色责任，客观上的确有困难。由于产业链相对更长，许多行业不仅高污染，而且治理难度大，这使得一些汽车企业疲于面对。”马军说，“主观上当然也有问题。汽车企业技术水平高，垄断性较强，使得他们实力雄厚，公关能力强，在社会上较有话语权。消费者选择购买汽车时，更多考虑价格、质量等使用层面的因素，环保等因素不被优先考虑。”

　　就舍弗勒在求助函中提到的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了通用汽车中国公司的公关部门负责人。该负责人证实，舍弗勒的确是通用中国下属合资公司的二级供应商，但正如舍弗勒其后声明的那样，供应链风波并未影响到相关生产。

　　通用方面相关人士还向记者介绍说，2016年共有8家供应商参与了通用汽车中国公司的“绿色供应链”项目，总共实施了64项绿色绩效改进方案。8家供应商共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5500余吨，年度开支共节省超过930万元人民币。2017年的“绿色供应链”项目，参与其中的供应商增加到16家。而对于舍弗勒是否也参与了该项目？参与“绿色供应链”项目的供应商，在通用汽车中国公司的全部供应商中占有多大权重？通用此前是否了解过界龙拉丝的环境违规情况？等问题，通用方面并未给出答复。